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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失去血性如何还有生命尊严2

西北狼    2015-10-28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导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


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只有5个暴徒,却肆意挥刀砍杀致使31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对方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


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维吾尔族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暴恐案发生时,有200多人躲在火车站内的一个小商店里,几位男士想冲出去制止暴徒,马上被周围人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事后,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却不去反思为什么国民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了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毫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的活动空间是会变得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的遭遇未来就不会重现?


美国建构主义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排除个别别有用心者,更多的人是因为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今天我吃饱了,我有车、有房了,但或许中国外交的所作所为和海外公民的权益保障与民众心目中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民族自尊心从而受到了伤害,所以总觉得心情烦躁、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问题在作怪。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也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思想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


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无关紧要。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厚黑哲学,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


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和民族的品德和尊严。我们谈人性与血性,离开了血性,怎么可能拥有完整的人性呢?



何为“党性”与“血性”?一句话:党性必须依靠血性来支撑和捍卫。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以血性支撑的党性,是党的生命力、战斗力的来源,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战斗性如果没有血性支撑,就沦为一纸空文。


什么是坚定的党性?从开国将领张国华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革命战争年代,在强手如林、战将如云的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张国华并不很突出。他仗打得不错,战绩颇多,但指挥能力比他优秀、战绩比他辉煌的将领还有不少。如果以此衡量,他并不出众。但使张国华的声名最终超越诸多名将、彪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是什么?是他坚如磐石的党性。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毛泽东说:“西藏人口虽少,但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极其重要,必须尽早占领。”最初考虑这一任务以西北方面为主,西南方面为辅,因为当时西南战事尚未完全结束。


西北方面彭德怀提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事虽然基本结束,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情况复杂,原有兵力本来就少,难以抽出太多兵力进藏;且从青海格尔木方向进藏的道路多年损毁,仅修路就需很长时间。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看到这个电报是不高兴的,随即指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刘(伯承)、邓(小平)本来是进藏的辅助方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主要方向,而且不但“向西藏进军”,还包括“经营西藏的任务”,压力徒增。当时62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但刘伯承考虑62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认为让他们的部队“啃硬骨头”,而二野的部队去“吃肉”。所以,坚持派二野的部队进藏。


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巨任务。刘、邓最后商定:62军不进藏,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不愿进藏,未能谈通。理由是什么?无非是身体健康状况等,我们今天都可以猜得出。客观地说,西藏当年的条件之艰苦尽人皆知,革命刚刚胜利,谁都愿意多享受享受革命胜利“果实”,这也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


僵局出现了,难以破局。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但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一推再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领导人真是忧心如焚。


张国华的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18军原定的任务是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定为川南行署主任,军政委谭冠三已任命为自贡地委书记。1950年1月7日,张国华赴川南行署上任途中收到刘、邓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领受最新任务。


1月10日,刘、邓接见张国华等18军领导。


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


张国华张口就答:“一切听从党安排。”


邓小平说:“×××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


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单刀直入的几句话,张国华的党性光芒四射。


“今天谈话凭党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前面一次谈话没有谈成,人家不愿去。我们说真正的党性并不表现在平时滔滔不绝的政治表态,而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担当。坚强的党性就是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军长同意、军领导班子同意,不等于全军都愿意。18军由前往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川南而突然改去高原高寒的西藏,部队官兵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来。说实在的,谁不想去富庶的地方驻扎,很多干部还没有结婚,想到川南去发展、成家。突然一道命令要转进西藏,部队逃兵数量骤增,甚至连一些干部也出现动摇。


18军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张国华最欣赏、准备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干部,也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张国华看信时气得手发抖。政委谭冠三说:把刘结挺绑起来!他不去,捆也要给老子捆进去!正是这句气话提醒了张国华。他后来要求:凡是逃兵一律不许进藏。他说:“我们进藏的光荣决不能让这些逃兵玷污了!”


在18军进藏动员大会上,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没有帝国主义热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他还说:“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这就是张国华的党性、18军的党性。在革命已经胜利、大家开始享受果实、回避危险和艰辛的时候,张国华率领18军挺身而出,担起千钧重担。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仅仅表现在服从党的安排上,更表现在以自己的牺牲去解除人民痛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上。


邓小平亲自坐镇18军进藏动员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18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赋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领18军部队进军西藏。


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尼赫鲁政府表示“不安”“疑虑”,要新中国政府“解释”。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申健答复:“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藏是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毛泽东得悉后,于1950年10月28日作出批示:“周(恩来)并外交部: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领袖大无畏的气魄,更让我们感觉到支撑领袖气魄的18军将士大无畏的英勇。张国华坚定不移的党性,同样在构筑新中国的铮铮硬骨。


代价是巨大的。张国华的女儿因感冒发烧,病逝于进藏途中。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不是表现在只让别人牺牲,而是表现在自己率先牺牲。


后来又发生了所谓“五大部上书事件”。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五个部门给中央写报告,没有经过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一位军区领导到北京开会,就把报告递上去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反映部队存在的问题,要求实行轮换。驻藏部队太艰苦了,能不能分批轮换,三年或五年,让干部们能缓一缓。


这份报告没有不实之词,对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夸张和夸大。参与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后勤部政委李华安、财务部部长秦卓然、干部部处长方其顺、王达选、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郑震等。


报告上去后,总部有领导批示,指责这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右倾逃跑主义倾向”,要严肃处理。这些人后来都被调离岗位,有的还受了处分,被不公正对待。


例如,李觉是18军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原是西南军区作战处长,18军进藏跟他并无关系,但他积极主动要求进藏,先后任18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五大部上书事件”后,李觉被调离西藏军区,到二机部任核九院第一任院长,在大西北荒漠戈壁一待就是8年,为新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政治部副主任洪流被调到藏北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杜加里,在极端艰苦的生命禁区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藏族民工挖硼砂,偿还新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副参谋长陈子植被调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世界屋脊修建第一条高原国际公路。


他们这些人在1979年全部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清理档案中的不实记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国华是有责任、有错误的,说李觉、洪流、陈子植等人“夸大坚持西藏地方斗争的困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确是左了、过了,对他们的处理也重了、错了。


但张国华从始至终不是在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想打击谁,报复谁。他觉得这个报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还怀疑过军区政委谭冠三不够坚定,是否也参与了这份报告,产生了一些误会。他只把定一条:毛主席让我们守西藏,要走你们走,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即使在犯错误的过程中,也让人更加看清了他那坚如磐石的党性。


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张国华于1972年去世,尚不满58岁。骨灰空运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生只亲自迎接过两位将领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


新中国175位开国中将,其中军事能力、作战水平比张国华高的不在少数,但名声比他响亮的,为数不多。历史就这样完成了选择:关键时刻,张国华以党性彰显的军人血性,铸起新中国解放西藏进程中千古不朽的时代丰碑。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不论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任务,靠党指挥枪的原则,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靠自由信仰和信念结成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


什么叫“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的忠诚?”让笔者想清楚、看明白这个问题的,就是张国华。他的实际行动就是对这句话的完美注解。张国华,以及千千万万个如同张国华一样具备坚定党性的真正共产党人,永远都是走在这支军队前面的光辉榜样。(全文完)